法欣与吉尔马尔为莫拉埃斯辩护：是团结还是护短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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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欣与吉尔马尔·门德斯两位大法官公开为联邦最高法院（STF）的亚历山大·德·莫拉埃斯辩护，重新点燃了关于制度凝聚力与司法护短之间界限的争论。

联邦最高法院（STF，巴西联邦最高法院）是巴西共和国最受瞩目、也最具争议的机构之一。近年来，这家法院已从专业法律刊物的版面走向公共讨论的中心，成为政治危机、选举纷争以及各权力机构之间冲突的主角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爱德森·法欣（Edson Fachin）与吉尔马尔·门德斯（Gilmar Mendes）——两位历来代表法院不同阵营的人物——公开为莫拉埃斯大法官辩护，这件事值得我们作一番超越”制度和谐”叙事的分析。

这一事件及其直接意义

STF的大法官们公开站在一位遭受猛烈批评的同僚身边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。法欣素来被视为进步派，并曾作为报告法官主持”洗车行动”（Operação Lava Jato）；吉尔马尔·门德斯则属中右翼人物，其履历中常见与劳工党（PT）的紧张关系。这两人在语气与目的上鲜少一致。一旦一致，所传递的信息便是有意为之：法院团结一心，外部的批评不会动摇其凝聚力。

这种制度传播策略有着可以理解的防御逻辑。STF正面临来自某些政治派别的系统性攻击，这些派别质疑它的民主正当性，尤其是在那些直接波及保守阵营领袖的裁决之后。若外界察觉法院内部存在裂痕，便会助长”局势不稳”的说法，削弱法院的权威。

“一家宪法法院不能仅靠’凝聚一致’的表象来自我保护。它的正当性取决于其裁决在论理上的质量，以及其程序的透明度。”

独立性与护短之间的张力

司法独立是一项根本性的宪法价值。《联邦宪法》第95条赋予法官终身任职、不可调离以及薪酬不可削减的保障，正是为了使他们免受外部压力。然而，这种独立性是有对价的：要求法官秉持公正作出裁决，不屈从于团体、政治或个人的利益。

当STF的大法官公开为一位正处在具体政治与法律纷争中心的同僚辩护时，所引出的问题，正是合法的制度性团结与护短之间的混淆。制度性团结意味着捍卫法院这一机构、捍卫其自主权与管辖权。护短则是另一回事：无论针对同僚的批评是否成立，都一概为其遮护。

然而，风险在于，团结的表象可能取代坦诚的内部辩论，而恰恰是这种辩论保证了合议裁决的质量。

我们并不断言法欣与吉尔马尔陷入了护短。我们要说的是，这两种行为之间的界线十分微妙，而公众对这条界线的感受，与事实本身同样重要。在制度信任严重受损的环境中，法院的每一个举动都会被放大的镜头来审视。

STF在当代巴西民主中的角色

巴西的STF所处的环境，在成熟民主国家中并无确切先例。1988年宪法赋予这家法院一组不寻常的职能组合：宪法法院、终审上诉机关、高级官员的特别管辖法庭，以及民主游戏规则的守护者。这种职能的叠加，不可避免地把法院推向各类冲突的中心，而在其他国家，这些冲突本会由不同的审级来处理。

STF在巴西政治舞台上角色的扩张——学理上称之为”政治的司法化”——并非当下这届法院所独有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随着其他机构在化解高度紧张的冲突时显露出脆弱，这一现象便逐步加剧。在许多时刻，国民议会宁愿把政治代价高昂的决定转交给司法机关。

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，为什么STF开始就堕胎的非刑事化、原住民群体的权利、选举经费以及应对制度性危机等议题作出裁决。每一项这样的裁决都扩大了法院的主角地位，同时也放大了它成为众矢之的的处境。

两极分化时代司法独立所面临的挑战

巴西的政治两极分化造就了这样一种环境：STF的任何裁决，都往往会被某个派别解读为党派立场的产物。当法院作出不利于博索纳罗派的裁决时，它被指控为政治迫害；当某些裁决有利于进步阵营时，另一方的批评者又看到了偏袒。这种对偏袒的普遍感受，无论具体裁决是对是错，都在侵蚀法院的制度正当性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法院的形象管理具有了战略意义。诸如主动寻求大法官之间公开保持凝聚力这类举措，正是对这种压力的回应。然而，风险在于，团结的表象可能取代坦诚的内部辩论，而恰恰是这种辩论保证了合议裁决的质量。一家大法官因珍视和谐表象而不公开表达分歧的法院，未必就是裁决更好的法院。

大法官之间有充分论理依据的分歧，以理由清晰、公众可以理解的判决意见表达出来，是制度健康的标志，而非软弱的表现。STF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判决，都是以微弱多数作出的，那些落败方的意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，并促成了日后的修正。

关于STF与制度运作的常见问题

STF的大法官是否要为自己的裁决承担责任？

需要，但有重要的限制。终身任职保障大法官不会被任意免职，但并不能使其免于因渎职罪而受到弹劾，这一点《联邦宪法》有明文规定。在刑事层面，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所犯的普通刑事犯罪由STF本身审理，这就在”必要的豁免”与”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”之间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张力。

质疑某位STF大法官公正性的机制是什么？

诉讼中的当事人可以对某位大法官提出回避或排除申请。然而，对该申请的审理由法院全体庭审本身进行，当成员之间存在团体性护短时，这就限制了该机制的有效性。国民议会中正在讨论的司法外部监督改革方案，试图弥补这一空白，相关提案包括扩大CNJ（全国司法委员会）的参与。

其他国家如何应对宪法法院的政治化？

在美国，最高法院公开接受其成员在意识形态上的两极分化，这些成员由总统提名，并由参议院依执政党的意愿予以确认。在德国，联邦宪法法院采用固定任期、不得连任的制度，这降低了成员在长期内进行政治站队的诱因。巴西一直在讨论是否为STF大法官引入固定任期，以此减轻提名过程的政治分量。围绕巴西法律机构运作所提出的问题，是本事务所日常工作的一部分；欲了解更多，请查阅业务领域页面。

这一事件揭示了STF的何种未来

法欣与吉尔马尔为莫拉埃斯辩护，无论其确切动机为何，都表明STF正处在这样一个时刻：内部的政治运作已变得与所产出的判例法同样重要。法院既要处理自身的形象、与其他权力机构的关系、以及在社会面前的正当性，又要同时审理那些极其复杂、影响深远的案件。

这种平衡的风险在于，政治逻辑可能侵染法律逻辑，或者团结的表象可能压制必要的内部辩论。出路并不简单，但必然要经由透明：论理充分的裁决、公开的庭审转播、普通公民可以读懂的判决意见，以及向民间社会和法律界开放的接受审视的姿态。以批判性的眼光关注法律世界，是行使公民权利的一部分。欲定期阅读有关巴西法律议题的分析，请访问本事务所的博客，关注我们的发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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